剃发易服，华夏沦亡——汉民族传统服饰消亡史

汉服消亡过程是怎样的？

汉服消亡的代价是什么？

为此中国人付出了哪些牺牲？

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拼死抵抗？

汉服为什么会重现神州？

汉服为什么一定会复兴？

学习汉服消亡史是纠缠恩怨吗？

面向未来的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吗？

本文无法解答以上所有问题，但可以提供思路。这是7年前的讲座讲义，不少内容理应更新，不过实在没时间，只能进行简单修改。推荐新人阅读、学习！

剃发易服，华夏沦亡——汉民族传统服饰消亡史

汉服消亡的原因、过程及后果

作者：嘉林

主要内容

1、满清为何要推行剃发易服？

2、汉服消亡的过程是怎样的？

3、汉服消亡的后果有哪些？

4、为什么要学习汉服消亡史？

1、满清为何要推行剃发易服？

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1680年，满清在大陆的统治已经确立，清、郑双方还在为包括辫子和服装在内的臣服方式争执。

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他一人不剃不换，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

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那么满清政权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为什么如此严苛地要求剃发易服？

1.1、以别顺逆，打击汉人民族精神

多尔衮：“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清军决心将剃发作为汉人是否接受其统治的重要标志；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民族意志；

清廷以剃发、易服作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隶标签，而蓄发、保衣冠则成为汉人捍卫民族文化千秋祖业和坚守民族大义的象征！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1645年（清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部下投效于满清。十月，清军要求农民军剃头，农民军拒，投向南明。与之类似，曾给予明政权以沉重打击的各路农民军在面对满清残暴奴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非为朱姓一家之政权，而是在朴素的民族感情作用下纷纷与南明军联合抗清。

1.2、避免满洲因汉化重蹈祖先覆辙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满清政权推行残酷的剃发易服政策，但满清贵族仍然表现出对汉服文化的向往与喜爱。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满清皇帝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说明：包括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内心里欣赏、喜爱汉族服饰，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

“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

满清担心本民族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

“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

借鉴前代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却淹没于汉化浪潮的历史“经验教训”，满清通过剃发易服和文字高压改变、消除中国人数千年的风俗和历史，以确立满洲的统治地位，并不被汉族同化。

满清统治者对如何保持满洲文化、避免汉化，尤其是避免汉服复兴和满洲汉化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工作和详细阐述，真可谓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汉服简考》。

1.3、制造同类感，保障其长远统治

满清决意剃发易服最要害的原因是，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高压政策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鲁迅），起初汉人还记得汉族衣冠，知道满汉之分，但后来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洲的发式和服装，最终丧失了对满清政权的仇恨和反抗心理，成为其统治下的顺民。

2、汉服消亡的过程是怎样的？

2.1、满清入关后野蛮推行剃发易服令

为了强化其统治，满洲政权野蛮推行“薙发令”“留人法”，叫出“留发不留头”的威胁，强迫中国人民剃发畜辫，易服满装。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便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摧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后因反抗剧烈，不得不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下图是满清侵入中国村庄的典型情景，满清士兵见人就杀，不论老人婴孩，见了妇女就强奸，并将妇女绑架到北方作奴隶。村民丈夫扶着老人、妻子抢救幼小的婴孩，拼命逃脱恶魔的残害。

出自《中国陷入虎口——明清交替苦难中的呻吟》

1645年六月，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再次发出严厉的剃发令：

“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蒋良骐《东华录》卷五

“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薙发令’圣旨，谁要敢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剃发匠人被命令游行于市，见蓄发者，不问青红皂白，按住脑袋就剃，稍有反抗，即杀之。”

——张成 《鲁迅〈呐喊〉中“辫子”意象的文化解读》

“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不可谓不严：

1645年，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以孔子后人身份疏求免予剃发易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遭拒并被革职。

同年，顺治谕礼部：“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

1646年又下旨：“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严禁非议剃发易服等政策。

1654年（顺治十一）三月，大学士陈名夏因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被弹劾“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弱我国”，并列举罪状多款，“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上命改绞。”

中国人为反抗剃发易服令，满清为建立和保障统治而进行了：

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江阴屠城 、苏州大屠杀、南昌大屠杀、赣州大屠杀、昆山大屠杀、嘉兴大屠杀、海宁大屠杀、金华大屠杀、厦门大屠杀、潮州大屠杀，沅江大屠杀、舟山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南雄大屠杀、泾县大屠杀……

满清为推行剃发易服杀了多少人？生硬和冷冰冰的数字无法触动很多人，我们不如看个例：杜车别曾以16岁即牺牲的夏完淳的家族为例指出——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叔父夏之旭、老师吴易、岳父钱彦林、岳父堂兄钱棅、内兄钱熙、岳母等因抗清死亡，内兄钱默削发为僧，妻子秦篆所生男孩夭折、削发为尼，夏家、钱两家全灭并绝后。

夏完淳姐夫嘉定侯家全家成年男性全死，女性也几乎死光：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三儿子侯智含，侯峒曾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公公侯岐曾，侯岐曾母亲、侯岐曾妾刘氏因抗清死亡，夏完淳外甥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夏淑吉出家为尼，夏完淳表妹盛蕴贞因丈夫侯智含死做了尼姑。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绝后。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夏完淳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达二十以上，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

整个明末清初（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康熙二十年）死于满清屠杀的总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两亿以上。（明末人口总量在三亿到四亿）

——杜车别《明末清初满清屠杀人口总数之初步考察》

满清的屠杀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十万百万记。满清对中国的统治确立，也因此推迟了37年。也就是说，中国人所进行的反抗战争持续时间，为后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的4倍多。其惨烈状况：

“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一望极目，田地荒凉”，“民无遗类，地尽抛荒”；

“百里之内，绝无人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2.2、华人为何如此坚决地反抗剃发易服？

当时的汉人评价满洲服装：“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鲁迅曾尖锐地指出：“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例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等反抗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常熟：

满清闰六月告示，限三日之内，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服满式衣帽，才准归降。百姓异常愤怒，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难道剃了光头在家做和尚不成”？于是以死相争，决不剃发。战至九月，方在清兵屠戮下剃发当顺民。

镇江：

清镇江知府运来拒不剃发者的头颅，声言“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人民这才揭竿而起，焚烧县堂，杀县丞，二十日后被镇压。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

原来满清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不再是中国。于是，“天下沸然，皆拜祖泣告：‘头可断，而发决不可剃！’”顾炎武诗云：“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为捍卫中华几千年的传统与气节，各地人民纷纷揭竿斩木，力抗强暴。

因此，面对剃发的酷令惨景，即使被汉族人民鄙夷的吴三桂也曾垂泣曰：

“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

——张怡《搜闻续笔》

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连汉奸败类都反对剃发易服，更何况华夏士人、平常百姓！

华夏衣冠峨冠博带特点，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的外在特征、外观象征、外在躯体！人民反抗剃发易服，非为一家一族的皇权，非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抵御野蛮入侵而战，为捍卫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和民族福祉而战！

2.3、满清剃发样式及其发展

“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清初《榕城纪闻》

①、后金以剃发为汉人归降的标准，称金钱鼠尾式。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金钱鼠尾：将头颅四周头发都剃掉，只在头顶留一顶如铜钱大，结辫下垂形如鼠尾，被称为“金钱鼠尾”式。几乎成光头，发辫要比小拇指还细，能穿过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清兵在广州颁剃发易服令时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

英国乔治·亨利·梅森在1800年出版的《中国服饰》中记录了满清时代民间百姓的生活，真实反应了当时中国男性的发型：

屠夫的辫子：

乞丐与蛇，说明即便乞丐也必须坚持剃头：

捕蛇人，辫子可能被遮挡，几乎看不到头发：

采石工：

卖菜的男孩：

相关画作在书中比比皆是。

1793年英国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随访清使团纪实画稿，同袍表明乾隆末期中国男人的发式仍是金钱鼠尾：

1647年（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上奏“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②、满清发式约自嘉庆初年起有所变化。头顶着发面积已有四、五个金钱大，蓄发数量明显增加。胡须亦从只留上唇左右几根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

③、清代后期，即嘉庆以后男子的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

④、清代末期，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把剪辫子作为革命内容。剪辫逐渐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清代男子发型存在上述演变过程，为何影视剧中任何时期的清代人物一律都按清代末期的发式打扮？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为了美化满清政权，抑或是为了收视率和广告效果？如按历史真实样式出演，这类影视剧还有收视率吗？

由于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及其对满清统治的打击和阻滞，而且“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清廷在向中国人强推落后习俗“剃发留辫”时，采取了“男从女不从”等“十从十不从”的软硬兼施策略。

由于失去了的汉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满装变质的趋势已无可逆转，除了宗教和演艺场合，汉服几乎彻底消亡。

3、汉服消亡的后果有哪些？

3.1、中国人逐渐遗忘华夏衣冠制度

①清初，汉人尚且怀念大明衣冠：

“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汉族朝代——引者注）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朝鲜李㴭《燕途纪行》

“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

——朝鲜闵镇远《燕行录》

②康熙初期，辽东一颜姓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时，很坦率地说自己穿了清代衣服，

“不敢戴纱帽”，但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

——朝鲜闵鼎重《老峰燕行记》

③乾隆中期，汉人对汉衣冠的记忆已经模糊：

时人潘庭箔看见朝鲜人“以方冠，着广袖常衣”，称赞它“制度古雅”，但朝鲜人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朝鲜洪大容《湛轩燕记·千净笔谈》

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为自己穿的清式发型服装辩护，认为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

“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

——朝鲜李坤《燕行纪事》

3.2、自辛亥革命至今未能恢复汉服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服饰，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外部特征。”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辛亥革命中虽然有“剪辫令”，但由于无人系统研究汉服，对华夏衣冠的认同没有恢复，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最终淹没于强大的西化浪潮中。

民国初年服饰制度的混乱，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的感叹与焦虑。革命党人根据国外服装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穿起满清遗留的马褂；中间派选择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袍。

旗装是满族旗人所穿的袍服。旗袍是带有中国满族特色、体现西式审美、并采用西式剪裁的时装。旗袍于1920年代以后兴起，是在满式女旗装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其更紧身合体、更加外露，以充分显示女性的身体曲线。1929年旗袍被民国政府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到三、四十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

旗袍没有汉族服装特征，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但旗袍与马褂却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

与之对应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对汉服很陌生，甚至将汉服误认为是日本和服、韩国韩服等，即使在看到汉服复兴者所着汉服后，仍将其当成与传统割裂的“古装”。汉族成为了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汉族代表穿着的仍是具有满族服饰特征的旗袍马褂。

3.3、中国人的审美观严重倒退

鸦片战争之际，林则徐经过澳门，见到西洋人的发式装束，鄙夷地说：“真乃夷俗也！”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军俘获的两广总督叶铭琛因其装束特异，被英国殖民政府当作“野蛮人的标本”，放置在笼子里示众，英国TIMES报对其装束打扮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他的猪尾巴辫子进行了尽情的揶揄、嘲弄。

“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在《论发辨原由》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

但至今很多人仍然沉迷于满清宫廷剧和辫子剧……

3.4、礼失求诸野，日韩不再认同中华

清代，一位日本人关龄修，拿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道，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人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日本人本田四明则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人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葛兆光《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辜弘铭，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朝鲜方面，由于作为清政权的属国，朝鲜风俗、服饰并未受到满清的强制变更，但在满清统治中国的200多年中，朝鲜一直怀有思明意识，甚至以保存了中华衣冠文物而拥有了相对于满清中国的优越感。

“即便崇祯后二百四十余年，依然可‘唤我作大明人’。”朝鲜王朝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祭享祝文仍用明崇祯年号。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大明崇祯年号，以至有“大明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满清入关后数百年间，韩国设立大报坛、万东庙、大统庙等，对明朝皇帝和英烈进行崇祀，中国第一代明清史专家孟森曾注意过：

“朝鲜之思明，所有‘大报坛’‘万东庙’皆见于传文中，则为吾国纪载所无，士夫之所未道及。今自《朝鲜实录》行世，乃知朝鲜之于明历久而不渝其忠爱，于清则始终以胡目之。排满之说，吾国中自遗民以后，歇绝者几二百年，清纲解纽，而后复作。朝鲜则当清全盛时，无日不望其速亡。”

——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

“明朝灭亡前，朝鲜称小中华，讲求的是慕华；明亡后以‘小中华’自任，讲求的是如‘鲁存周礼’，保存中华礼乐文物。”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学者成海应

“批评清朝破坏了几千年来的中华衣冠制度，因为……‘辫发左衽，服巴顿蹄马蹄袖，戴绒帽，为犬羊之服’，‘不宁惟是，且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为臊羯，莫克自异，天下之变极矣。’”

朝鲜学者金钟厚认为“明朝后无中国”，强调所谓“中国”只是文明的意思，与地理和人种无关。

“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

——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出使满清的朝鲜人穿着汉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汉族人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其被迫朝贡的心理被很多汉族士人的自惭形秽所补偿。

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不再是“华夏”，因为正统儒家礼仪遭到破坏，其保存不如朝鲜纯粹。因此朝鲜使者存了对清国的轻蔑之心。例如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说：“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在日本与朝鲜人看来，中国或许土地、名称还存在，但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大明遗民后裔崇祯明朝皇帝的圣地朝宗岩虽然日本殖民时期被迫撤毁（1936年），但大韩民国光复不久，1948年再得恢复，至今依然有祭祀活动，成为20世纪末叶韩国文化中的某种特定象征。”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4、为什么要学习汉服消亡史？

4.1、汉服并非自然消亡，而是非正常、被人为地消亡，正是“剃发易服”这一历史高压政策的结果，因此，当代复兴汉服具备历史合理性。4.2、了解祖先为保护华夏衣冠制度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而惨绝人寰的抗争历史，感受先人们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更能体会汉服衣冠所承载厚重意义，通过汉服复兴这一形式，对当下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4.3、通过了解学习汉服消亡史，能重新认识明清历史，理解批判满清的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有更准确、更乐观、更从容的判断。

4.4、通过汉服消亡史能够管窥日韩对中华文化产生离心的原因，通过复兴汉服来摸索重新找回华夏风范、大国尊严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延伸阅读

水滨少炎、万壑听松、溟之幽思、吴楚隐侠、曲达：《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英]梅森著，吴志远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习俗图鉴》；

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杜车别：《明末清初满清屠杀人口总数之初步考察》《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

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内容》；

汪家文：《汉服简考——对汉服概念和历史和考证》；

《清实录》等。

作者、编辑：嘉林